一、 货币政策理论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 1998年以前，中国实行以贷款规模为核心的货币信贷政策。
对美联储监管权限进行规定,在扩大美联储监管范围的同时也要求其增加透明度。金融危机暴露出混业经营模式的两个突出问题:一是在存款保险体制下,银行可用低成本的存款作为高风险、高杠杆投资银行业务的资金来源,相当于存款保险为投资银行业务提供了补贴,有道德风险;二是一旦投资银行业务出问题危及了存款、汇款、支付清算等基础性商业银行业务,可能动摇金融体系基础。
沃尔克规则引入了对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、从事自营交易以及负债规模的限制,是对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的部分恢复,对过度混业经营的纠正。确立信用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留存要求。此次监管改革法案再次提示我们,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就其商业盈利模式、资金来源、风险承担、文化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（下称FDIC）的清算职能扩大到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,给予FDIC清算授权,要求其建立起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机制;在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会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,FDIC将利用这一机制接管、拆分或清算该机构;但不成立专门的问题机构处置基金,财政部可为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提供前期费用,FDIC可对总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金融机构收费弥补破产损失。中国监管当局比较关心的一点应该是美联储负责监管银行控股公司,因为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归谁监管的问题,中国的银监会、保监会、央行一直存有争议。
近期,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作为法律正式生效,该法案的改革力度空前,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。历来各国金融监管法案对此均不曾涉及,美国作为法律第一次正式提出,并给出了很详尽的规定。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率12.8％的峰值，以后一路下滑。
前者是需求方问题，后者是供应方问题。尽管投资巨大，技术装备程度大幅度提高，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没有相应提上去。中国现在钢铁产能是世界的49%，日本是8%。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在能否重复日本1956—1969这段时间的增长情况。
1974年进口物价增长了66.3%，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24.5%。所以，如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能保持7%的增长速度就不错了。
我们来看第二个公式：经济增长速度＝投资率／资本产出率。分析一国潜在经济增速，简单来看有三个公式： （1）经济增长速度＝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＋劳动供给增长速度 （2）经济增长速度＝投资率／资本产出率 （3）经济增长速度＝TFP增长速度＋资本收入在收入中比重×资本增长速度＋劳动在收入中比重×劳动增长速度 今天我主要介绍前两个公式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中国资本/产出率还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。据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果，中国的增量资本/产出率已经达到6.8左右，甚至可能超过了7。
从这种观点出发比较中国和日本经济，就会发现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既有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之后转型的特点，同时也有1985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转型的特点，所以是混在一起的。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效率下降，综合考虑资源配置、生产和技术效率，中国的效率还是可以提高的。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：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降速是周期性还是阶段性的？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？如果是周期性的，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，如何刺激经济增长。图8中国资本/产出率（1952—2027年） 图8是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资本产出率的计算。
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公式中，10%加上3%就是13%，按照这种理论推算，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是13%。在1956年日本人均收入是7000多美元，同中国目前人均收入相差不多。
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情况，不需要着急，但是要加速经济结构改革，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方式进行应对。这与日本从人均收入7000美元增长到15000美元那个时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
图3高速增长期日本的人均收入（美元） 图3是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。表1反映的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，日本出现了通货膨胀。中国的摩天大楼超过400座，有300多座在建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资本/产出率就会上升资本一旦以设备投资的形式投入并过剩后，也很难转用于其他产业，大部分情况是成为企业的不良资产。同时也有许多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急剧恶化，倒闭企业骤增，结果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。
最后是资产负债表调整。首先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中国尚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，后发优势依然很大。
一般来说，经济增长率与求人倍数之间应存在正相关关系。如果政府不得不向银行注入资金，可能与市场化潮流相悖。
日本经验显示，泡沫经济时期的许多投资都是以经济繁荣的持续为前提的。中国虽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，但还需要进一步贯彻执行。
中国需为应对三方面调整做好准备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，高速经济增长期中的许多隐形危机开始显现。随着经济泡沫破灭，日本从1990年代初期进入所谓的低迷期，加上劳动人口从增加走向减少，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利，增长率进一步放缓。那么，中国今后会像1990年后的日本一样，陷入长期低迷的局面吗？对此，我比较乐观。典型案例是汽车行业，中国凭借着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产销大国。
首先，知识产权保护仍不充分。随着中国金融风险的逐渐显现，中国应尽快作好应对三方面调整的准备。
1990年代泡沫破裂时的日本已经是成熟的发达国家，而现在的中国还处于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阶段。然而，经济发展一旦减速，销售不再增长，企业就会出现设备过剩。
大家提到，考虑中长期增长因素的时候，不应从需求端而应该从供给端考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。但是2011年之后，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这两个优势几乎在同一时期不复存在。
一方面，剩余劳动力减少，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到来，一般是中等收入国家(例如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)出现的情况。随着政府持股比例的大幅下降，这些国有企业最终转变成为民营企业。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。由于日本很多大企业实际上采取的是终生雇佣制，因此尽管经济萧条也未出现大量的失业者，但在调整雇佣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，劳动成本成为企业的巨大负担。
其次，中国积极开展对外开放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引进和吸收国外技术，其中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最大，现在甚至有一部分企业直接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。中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，具备剩余劳动力、后发优势、人口红利三个有利条件，所以实现了9.9%的年均增长率。
劳动力匮乏，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最大原因。再次，支持中国创新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业缺乏资金和经验。
优化资源配置，一般强调产业升级，这包括比如产业中心从农业转向工业或者是服务业，也包括工业中心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。中国正在通过上市为国有银行吸收民间资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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